　　中新社山西晋中10月3日电题：电影节为何要坚持“引领观众”？

　　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9月24日至30日在拥有2800年历史的山西平遥古城举行，本届电影展汇聚来自中国、尼日利亚、伊拉克、挪威、日本、伊朗、巴西、新加坡、保加利亚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部电影，旨在增强世界各国电影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以激活、繁荣世界电影创作。

　　美国知名策展人、电影史学家理查德·佩尼亚(Richard Pe?a)在担任林肯中心电影协会项目总监和纽约电影节总监期间，曾多次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近年来，理查德·佩尼亚积极投身电影教育工作。日前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采访，围绕电影节的艺术教育功能展开阐述。

　　中新社记者：您从事电影工作多年，当年是如何喜爱上电影的？

　　理查德·佩尼亚：我从小就很喜欢电影，但可能比身边大多数人对电影的痴迷程度更甚。大概9岁时，在本地社区图书馆的艺术书籍书架末端，我找到五六本与电影相关的书籍，这类书籍的存在让我非常惊讶。我看到阿瑟·奈特的《最生动的艺术》，从此对电影非常着迷。

　　另外一次非常重要的领悟，发生在我12岁那年。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纽约电影节，观看了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的《婚礼进行曲》(无声剧情片)。第一次参加电影节的体验十分妙不可言：灯光暗下，放映开始，伴随着非常美妙的钢琴伴奏，是一种纯粹的享受。在那之后，我跟成千上万的影迷一样，每年都非常期待9月份纽约电影节片单公布。

　　中新社记者：您曾担任纽约电影节总监多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瞬间？

　　理查德·佩尼亚：在我入职纽约电影节的最初几个月，就接收到一批中国电影，包括谢晋的《舞台姐妹》。这部电影放映结束后，我几乎没有办法从座位上起身，未曾想到艺术杰作能给我带来如此大的震撼。我努力搜寻这部影片和导演的资料，可一无所获。于是，研究中国电影逐渐从兴趣变成一份热爱。

　　1988年6月，我在林肯中心接任两个岗位，一个是电影协会节目总监，另一个是纽约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主席。

　　纽约电影节创立于1963年，这个年份对于电影节的发展至关重要，是电影“作者论”与“现代主义”两大关键思潮的交汇点。

　　“作者论”的核心主张是，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能够达到与诗歌、绘画或交响乐同等的表达力。纽约电影节自创立以来便是执行“作者论”的典范机构。很多导演开始跟电影节紧密联系起来，包括让-吕克·戈达尔、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侯孝贤、佩德罗·阿莫多瓦、贾樟柯等。

　　在我参与的最后一届纽约电影节上，贝拉·塔尔带着他的作品《都灵之马》亮相，放映结束后，观众一跃而起站立鼓掌长达5分钟。在此之后，贝拉·塔尔对我说，“只有在纽约才会发生这种事。”

　　中新社记者：今年，您担任平遥国际电影展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主席，在您的观察中，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电影有何特质？如何看待“短视频”对电影的影响？

　　理查德·佩尼亚：对于这一届入围影片的水准，我十分欣喜。对于一个国际电影展而言，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格式，它必须能够善用自己的优势，满足自己的观众群。短短9年，平遥国际电影展已建立了一种声誉，我们在这能看到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认识到新的电影人。

　　另外，我非常关切目前电影的“短视频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发现不管在我的学生中，还是在更广大的年轻群体中，他们似乎已经没有耐心坐下来看一部完整的长片。我是看着电影长大的，电影也使我走上这个行业。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平遥国际电影展能够把注意力也放在短剧上，这是因为，观众既然在看这些短剧，我们就需要去观察它，了解它如何能够变得更加先进，并逐渐成为一种艺术。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今天的青年观众应该在电影节中获得什么？电影节有哪些教育功能，能帮助挖掘更多电影人才？

　　理查德·佩尼亚：电影展作为一个发布平台，不应跟着观众的脚步走，而应坚持引领观众。策展人希望能够给观众介绍一些他们在商业影院很难看到的影片，这个过程中策展人不应当惧怕被称作“精英主义”。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至少要与其他艺术形式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当我在林肯中心工作时就会想，我所站的空间，是纽约爱乐乐团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工作的地方，我在这里为大家带来的影片，尽管不能跟这些天才的水平相比，至少也应能跟他们竞争一下。

　　令我惊叹的是，在纽约电影节工作这些年，我发现观众也能够很快追上我们(策展人)的脚步。2000年，我们放映了中国香港导演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今年又进行了重映，几乎每一场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位观众买不到票。也就是说，观众在2000年喜欢《花样年华》，一直到很多年后，他们仍能了解到《花样年华》是多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