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早期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在文学还未形成自觉意识的时代，文学不仅萌芽了，且一出现便达到了高峰。不仅产生了神话、诗歌、散文、辞赋等主要文学体裁，且在每一体裁形式领域，都形成了经典和范式。

　　中国早期文学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口耳相传到文字书写，从不自觉地编辑整理到自觉地阐释抒发，从集体写作到个体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成功转型关键性作用的一股力量，就是先秦诸子。诸子百家在文人主体建构、文学思想确立与文学艺术创新三个维度形成合力，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早期文学的基本格局。

　　诸子走上文坛之前，早期文学的核心是六经。古代经典文学化经历了“群言之祖”(刘勰《文心雕龙》)、“六经皆史”(章学诚《文史通义》)、“六经皆文”(袁枚《虞东先生文集序》)、“六经皆诗”(钱钟书《管锥编》)的过程。然而，无论是作为礼乐制度载体的《诗》《乐》《礼》，还是作为哲理思想寄托的《易》，或是作为政治文件的《书》、作为历史记录的《春秋》，都是集体记载编辑整理工作的结果，都不是哪个个体的有意识地创作。掀开中国早期文学历史新篇的，即最早的文学家，当是“百家腾跃，终入环内”(刘勰《文心雕龙》)的先秦诸子。

　　中国古典学以夏商周三代之学为最高成就，涵盖三代之历史发生、器物演进、制度变化、经典书写、思想突破等。中国早期文学的经典时代有两条既交互传承，又各循其路的脉络。其一即上述以六经为核心，作者非一时一人的典籍。其二，就是张扬个性凸显自我的先秦诸子。诸子及其文章的出现，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奠定了中国早期文学从集体到个体、从潜意识到自觉的历史格局。

　　在从六经文学到诸子文学的过渡中，孔子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他是诸子百家儒家的开创者，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六经最重要的整理和传承人。他的言行，被弟子们记录到《论语》中，弟子中有不少通于“文学”(指六经等典籍)，如七十二贤中的子游、子夏。可以说，孔子是诸子文学开启的先驱者。诸子一边引经据典，接受着六经文学的濡染；一边又以高超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自然而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文学家。

　　专业的文人作家队伍的形成，是文学繁荣的前提。文学思想观念的日渐成熟，也是文学走向自觉并逐步成为早期格局中重要一面的标志。诸子作为早期文学家，在引经据典、纵横辞令、著书立说的同时，形成了独具风貌的文学思想与审美特色，推动了文学思想与文学理论的成熟与进步。

　　他们以思想家、哲学家的身份活跃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在表达政治观、社会观、文化观的同时不经意阐发了文学观，观点鲜明准确，又自成体系。孔子评价《关雎》，一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仅是儒家中庸哲学思想的体现，更奠定了儒家中和为美的文艺思想和美学风范，进而引发了“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论语》)等带着儒家道德教化色彩的文学理论的衍生和发展。

　　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自然无为，反对自然之外一切人为附加的赘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反映在文学观上，则表现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得意忘言”(《庄子》)等重质轻文的文学主张和“极端主张自然美者”(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审美精神。道家反对做作雕饰，崇尚自然虚空淡泊的境界。

　　而墨家在“尚质”“尚俭”“尚用”的哲学思想下，反对的是遮蔽本质的华丽辞藻，避免形式上的过度耗费。但墨家不同意道家的“言不尽意”论，反而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认为语言“足以复行者”(《墨子》)，提倡直白、准确地表达思想。

　　不同于墨家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法家的文学观念可以称得上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他们尚质反文，排斥虚饰，彻底反对儒家的礼乐文采、道家的自然审美，甚至认为华丽辞藻会混淆是非、败坏风气，“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韩非子》)，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

　　先秦诸子的文学思想及文学理论，尽管是只言片语式地散见于其哲学思想中，但在中国早期文学的发生期，在文学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门类的时代，他们不仅进行了文学实践，且在实践中思考总结，形成了各具特色且各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理论观念，成为矗立在中国早期文学格局中的一座理论丰碑。

　　先秦诸子不仅以思想家的身份完成了“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以理论家的身份奠定了中国早期文学理论的基础，更以文学家的身份在不自觉时代自觉地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实践。

　　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门类的标志之一，就是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早在“六经”中，文学体裁已经鲜明而丰富。《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等“六体”。《周礼》曰：“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这里的六辞即六种不同的文体。《礼记·祭统》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还有《诗经》的颂，《易》《春秋》的经传等。诸子文学以论说为主，一面承续六经文学传统，一面形成更新颖的文体样式。比如《庄子》的三言体，议论中的诗赋体，形象塑造中的小说体；荀子《成相》的歌谣体，《赋篇》成为后世赋体的源头；《孟子》的对话体；《韩非子》的说体、难体、对问体、书表体、解喻体等。

　　除此之外，诸子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日臻成熟的艺术手法，更加能够体现诸子文学在中国早期文学中的艺术高度。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论及战国之文，特别是诸子之文的时候说：

　　夫《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

　　比兴源于《诗经》，且这种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贯穿了六经。王夫之《周易外传》曰：“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深于比兴”的诸子文学，更是以其丰富多彩的“立象尽意”方式，婉转又生动地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社会、政治、人生的观点和立场。同时，在形象化的过程中、在思想得以洗礼和深化的过程中，先秦诸子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文学意象世界。

　　早期诸子文学的意象选取，表现出即兴式的特点，即多选取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单一的自然物象。比如《老子》以“上善若水”为代表的“水”意象的创造。水是日常生活中必需、常见、至柔而又至刚之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这一方面符合“水”的特性，一方面又与道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观念相契合。

　　后期诸子文学意象则丰富为故事象征形式。如《庄子》的“寓言十九”，鹏程万里、庖丁解牛、望洋兴叹、朝三暮四、邯郸学步等，不胜枚举。韩非子的《内储》《外储》《说林》等，更是堪称故事集。

　　甚至历史，也成为诸子文学中的意象。《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约三百一十余则，约有二百六十余则属于历史题材，分别来自《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籍。源于历史，但情节生动，人物个性鲜明，其文学性明显高于历史，如：

　　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内储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