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8日下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柴晓明做客“名人大讲堂”，他以《大遗址保护》为题，用深厚的专业积淀和生动的实践案例，为“遗产保护”季收官。在讲座结束后，现场的几位青年传习志愿者从各自的关注点出发，向柴晓明请教。

　　大遗址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价值，但多数遗址因观赏性较弱，难以吸引普通游客。对此，来自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历史学专业的余惟悦提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遗址吸引普通游客，扩大影响力？柴晓明回应，大遗址保护不能仅停留在“守护真实性、完整性”的专业层面，更要践行“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民众”的理念，打破专业与大众之间的壁垒。

　　“栽点树、种绿植、设标识是一种办法，数字复原、根据研究复建历史建筑当然也是办法，但不是就到此为止了。我们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专业人员要学会站在大众的立场思考自己的工作。”同时，柴晓明还建议，不仅专业人员要注重和大众的沟通，大众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才更有助于建立起专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的良好互动。

　　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历史学专业的谢谨竹对于中国大遗址保护行动在国际上的独到经验非常感兴趣。对此，柴晓明结合自身考察经历，总结出中国大遗址保护的三大独到优势。

　　其一，中国的大遗址保护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系统规划。例如，选取的150处大遗址中，涵盖了从周口店遗址到圆明园遗址等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通过看这些遗址，基本可以了解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历程，是很全面的。”其二，中国的大遗址保护有着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柴晓明分享了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卢卡教授的交流心得，卢卡教授长期研究世界各国文物保护管理，他认为中国在遗址保护方面的最大优势是“有规划、有组织”，而部分国家因缺乏统一规划，保护工作多依赖个人兴趣，参与度远不及中国。其三，柴晓明介绍，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过，也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优势。

　　如何将专业的大遗址保护成果转化为大众能理解的知识，是提升公众参与度的关键，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邢长城就此提问。柴晓明认为，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做好“知识转化”的科普工作，让专业术语“接地气”。

　　柴晓明以博物馆中的铜鼎为例：“老百姓可能把商代饕餮纹铜鼎叫作‘香炉’，而说明牌仅标注‘饕餮纹铜鼎，商代中期或晚期’，观众仍然无法理解它的文化内涵。”柴晓明强调，专业人员不能“自说自话”，而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阐释知识。“对于遗址来说，无论是解说词还是铭牌，都要让非专业人员看得懂，这是需要注意的。”

　　最后一个问题则来自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张宇毅，他希望柴晓明针对青年学生和公众如何参与大遗址保护提出建议。对于青年学生，柴晓明强调要先学好本专业。他说，“任何专业都能为文物保护作贡献，打好基础很重要。”对于社会公众，柴晓明认为首先要有保护意识，支持保护工作。“其实并不只有捐款、当志愿者才是参与，当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哪怕只是对文物保护工作提一条建议，对专业人员而言，也是一种巨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