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寅恪先生名讳中“恪”字的读音之争，是学界数十年未解的公案。围绕“恪”应读kè还是què，研究者从辞书演变、家族方言、当事人与亲友佐证以及语音规律等多维度探究，论述颇丰却难有定论。若跳出近现代语境，审视清代文献中“恪”“悫”通用现象，或许能为破解这一争议提供更具历史深度的视角。

　　近代以前，传统辞书对“恪”字的注音高度统一。《康熙字典》明确“恪”及其别体“愙”“愘”均读“kè”，引《说文解字》“愙，敬也”，标注“苦各切”，未录他音。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旧《辞源》首次新增“亦读如却(què)”的注音。这并非随意改动，而是对近代方言接触催生语音变体的回应。此后，1937年商务版《国语辞典》、1979年上海辞书版《辞海》均延续收录“què”音，使得这一异读逐步得到认可和强化。

　　现代汉语规范化进程则为“恪”字两读按下休止符。1957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正编)首次确定“恪”统读“kè”，1985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再次重申这一规范，从官方层面终结了“恪”字的异读状态。旧《辞源》补录“què”，是对语音变体现实的尊重，而统读“kè”则是现代汉语标准化、提升交际效率的必然要求。二者共同构成了“恪”字读音争议的历史背景。

　　据王永兴所述，陈家祖籍属福建上杭客家，当地习惯与家族内部一直将“恪”读“què”，但福建上杭客家话中“恪”本读与“què”差异显著。故有学者推测这是家族迁徙中经赣语、湘语中介，受官话“悫”音类推形成的语音变体。

　　当事人及亲友的记载与口述，让两种读音各有支撑。支持“kè”音者，常引陈寅恪的英文署名“Tschen Yinko”“Tschen Yinkoh”，认为其中的“ko”“koh”对应“kè”，但这些近代拼音方案对k、q的区分不严格，只是特定历史时期汉语语音的客观记录，难以直接等同于个人的读音偏好或主动认可。主张“què”音的一方，则有更直接的口述史料。陈寅恪的三位女儿证实，父亲及家族三代均读“què”，其学界挚友如俞大维、傅斯年、赵元任等人，以及执教清华、西南联大时的同事与学生，也持相同回忆。陈三立的交游圈中也留下旁证，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多次将俞明震(字恪士)称作“确(què)士”，“确”是“悫”的通假字(表“坚定”义，与“悫”的“谨”义相关)，这间接印证了“què”音在陈氏家族社交圈的通行。

　　从语音演变出发，学者认为“què”音的形成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恪”字古体“愙”的语音变异。《说文解字》记载“恪”本作“愙”，“从心，客声”，声符“客”在北方部分地区颚化为“qiè”，最终演变为“què”。二是南方方音的北传与调整。四川、湖南等地“恪”字读如“quó”，该音随着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北上后，受官话“e”韵尾的影响，逐渐调整为“què”。这两条路径均指向“方言接触+‘悫’音类推”，说明“què”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语音演变的自然结果。

　　关于“恪”字读音的探讨多聚焦于近现代语境，若将视野回溯至清代“恪”与“悫”的文献通用现象，则为我们理解这一争议打开了新窗口。

　　官方文书中，谥号用字是二者通用的显例。谥号经内阁撰拟、礼部审查、皇帝钦定，用字严谨规范，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即便如此，清同治三年增修本《皇朝谥法考》卷五记载四川提督岳钟璜谥号“庄恪”，却注明“一云谥庄悫”；卷三提及刑部尚书刘吴龙谥号“清悫”时，还特意指出“一云谥清恪误”。如此重要的官方文献出现用字差异与正讹之举，恰恰证明“恪”“悫”通用现象较普遍。

　　在清人的诗文、诗话中，“恪”“悫”通用更为常见，这种用字习惯已深入日常书写。如清中叶畅销书《随园诗话》中，袁枚称官方谥“敏悫”的方观承为“方敏悫”或“方敏恪”，将杨锡绂的“勤悫”径书为“杨清恪”。即便是精通经史、参与《四库全书》编纂的大学士彭元瑞，在《恩余堂辑稿》卷三《粮艘并序》《马中斋》中提及杨锡绂时，也交替使用“杨勤恪”与“杨勤悫”。可见乾嘉时期达官显宦与文坛名士均熟知“恪”“悫”在“恭敬、谨慎”核心义项上相近，二字通用已成为文士群体公认的书写惯例。

　　学术札记与日常称谓中也留有通用痕迹。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二载：“《皇朝谥法考》‘闽浙总督苏昌，谥悫勤’，《满洲名臣传》作‘恪勤’。”两本权威官方文献用字不一，反映出书写习惯的灵活性。再如近代学者、官员吴大澂，自号“愙斋”，苏州当地及南北友人皆读作“确斋”而非“客斋”(吴小如《从“恪”字读音谈起》)。“确”与“悫”音同义近，为“恪”“悫”通用提供了日常用语的旁证。

　　这些散见于官方典籍、学术札记与文人称谓中的记载，共同构成清代“恪”“悫”通用的证据网络，表明此用法在清代已具备跨场景、跨地域的普遍性。

　　清代“恪”“悫”通用并非偶然，根源在于二字在形义与音韵上的深度关联。从形义来看，“恪”本义是“敬”；“悫”(愨)，核心义为“谨”。二者同属心部，构字理据和语义内涵高度重合。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分别对“愙”(恪的古体)、“悫”释为“敬也”“谨也”，二者在“端正、庄重”的核心语义上无本质差异，从训诂层面印证了义近性，为文人的互换使用提供了理据。

　　音韵传承上，“恪”在《广韵》属铎韵(苦各切)，“悫(愨)”“确”属觉韵(苦角切)，分属不同韵部，然发音部位接近(均为舌根音，-k尾)，且同为入声。到清代，二者入声韵尾均已失落。乾隆时期江永《古韵标准》卷四将觉韵置于入声第一部，铎韵归为入声第四部；钱坫《说文解字斠诠》卷十在“愨”字下直接标注“今作恪”，可见实际使用中二者音韵的相互影响。这种音韵上的局部模糊，使得文人在书写时更愿依据语义灵活选字，而忽略字形差异。

　　“恪”“悫”通用虽无法直接确定“恪”字读音，却为这一争议提供了关键历史语境。清代官话中“悫”读“què”，二字通用极易造成混淆，在方言交融的背景下，“恪”受“悫”音影响读“què”有充分的依据。陈家祖籍福建上杭客家，在与官话接触中，“恪”受“悫”的类推演变为“què”，与清代二字通用的文化语境高度契合。这一现象也提醒我们，看待“恪”字读音争议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更要把握“名从主人”传统与现代语言规范化的辩证关系。从尊重家族传统来说，“恪”读“què”有历史与实证依据，是对陈寅恪先生及其家族语言习惯的尊重；而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标准化统一化是必然趋势，现代汉语将“恪”统读为“kè”，是提升语言规范性与交际效率的需要，符合语言发展规律。因此，对待“恪”字读音之争既不能以今律古，用现代规范否定历史读音的合理性；也不能因古非今，无视语言发展的现实需求。

　　深入研讨“恪”字读音，不仅有助于厘清这桩公案的来龙去脉，更能引导我们在历史传统与现代规范之间寻求平衡。典籍中的用字关联、跨时空的音韵演变，既是汉字文化包容性与复杂性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鲜活注脚。唯有将“恪”字读音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综合文字、音韵、方言与文化多重维度，完整梳理语音演变链条，精准界定文献用字性质，才能真正理解其背后的历史意蕴，让这场学术论争在对话中得到更圆满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