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阔的中央大厅，每一位观众都能看到一幅长达36米、高12米的巨型花岗岩浮雕。浮雕朝向国家博物馆西门、天安门广场方向，画幅足足超过一个标准篮球场。画面中，高大健硕的开山壮汉顶天立地，以极具情感张力的神情、夸张的肌肉、奋力挥起钉耙的身姿，集强大坚定的力量感、势不可挡的动态感、深远厚重的历史感与浪漫寓言的艺术感于一体，营造出一种冲破画面的磅礴之势。

　　浮雕描绘的是著名神话故事“愚公移山”，其母本则要回溯至80多年前，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客居印度时创作的一件中国画巨制。

　　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身在异国他乡的徐悲鸿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为鼓舞抗战士气，他以豪迈的激情创作了中国画《愚公移山》。初稿完成后，徐悲鸿在致友人的信中表达了强烈的情感寄托：“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

　　徐悲鸿为何如此看重《愚公移山》？这源于他在民族苦难面前，对艺术创作与民族精神的深思和追求。后来人们研究徐悲鸿的艺术时，对其以“悲鸿精神”进行精炼概括和赞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徐悲鸿一生都在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投入艺术的实践中。《愚公移山》正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里的一则寓言，讲述了愚公不畏艰难、不受杂音干扰，筚路蓝缕劈山开路，子孙相继挖山不止，感天动地的故事。

　　早在欧洲求学时，徐悲鸿受到西方历史名作的启发，萌生了为民族创作鸿篇巨制的理想。回国后经历民族屈辱的刺激，徐悲鸿对艺术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刻，特别是进行了《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九方皋》等历史题材绘画的探索之后，徐悲鸿“艺术报国”的理想追求酝酿着一次创作上的大爆发。

　　抗战期间，徐悲鸿进入了创作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不仅他的“奔马”名扬海内外，成为威武不屈的象征，他还通过雄鸡、狮子、老鹰，乃至麻雀等抒发强烈的民族情感。在这些作品中，徐悲鸿常常直接题写：“长沙、台儿庄大捷”“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为抗日烈士默哀”“距壮烈之民族斗争又五年矣”“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危亡之际”“愤气塞胸”等，真挚的心声，不吐不快。

　　创作之外，徐悲鸿还奔波各地，在海内外举办展览，通过义卖画作筹资支援前线。1939年，在新加坡举办的画展上，徐悲鸿感慨，抗战以来一年多中，忧国忧家，心绪纷乱，很少有大作品，凭着几支画笔为国家也没有尽多大责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准备创作《愚公移山》的端倪。这年底，徐悲鸿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邀请，远赴印度进行文化交流。

　　在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专门为徐悲鸿举行了欢迎仪式，对徐悲鸿此行给予高度评价，并将他介绍给甘地。徐悲鸿不仅举办了两场画展、进行讲学、为甘地和泰戈尔创作了画像，也深入了解了印度的文化艺术。这期间，他为《愚公移山》的创作积累了大量速写和素材。此后，徐悲鸿将画展所筹资金寄回国内支援抗战。带着创作的素材，他前往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大吉岭进行写生创作。几个月后，他返回国际大学，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山居三月写得大小中西画近百幅，《愚公移山》中国画亦写就，恨无法装裱一览……”徐悲鸿甚至不能尽兴，很快又以油画的形式进行了同题创作。

　　《愚公移山》整个画面中，最富视觉冲击力的是几位开山壮汉，画家通过大量的素描积累和精心分析，刻画了他们身强力壮、筋骨结实的状态，对于每个人的神情姿态，甚至举耙动作的细节都反复进行考虑。除了画面最终留下的人物，还有很多素材图稿并没有被画家选用。概括后的画面虽然人物不多，却给人一种排山倒海、所向披靡的气势，更加展现出“再大的山也能搬走”的决心。这种取舍和刻画也充分反映了徐悲鸿中西融合的绘画主张。

　　为了便于创作，徐悲鸿就地“取材”，当地印度人充当了他写生的对象。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画面中体格健壮、大腹便便的人物形象——国际大学一位身材魁梧的厨师，成了徐悲鸿眼中的“印度鲁智深”。今天很多观众对《愚公移山》中外国人的形象感到好奇，了解到这一背景，问题也就不难回答了。实际上，这也与徐悲鸿的创作理念相关，在他看来，创作中不是不能考据，而是要结合实际，只关注表象不应该是画家的目标。愚公时代的人物形象不能考证，创作的对象都是勤劳的劳动者，因此重要的不是借用了印度人形象，而是“情感充实，主旨已达”。这样的创作理念，与他一直强调的“致广大，尽精微”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