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一些外国流行音乐，吸引了国内大量年轻粉丝。艺术本无国界，音符之中流淌的，往往是人类共通的情感。然而，某些外国歌词中却夹带“私货”，成为扭曲历史事实的工具，使得对历史脉络不甚清晰的国内听众，无形中被植入“错误记忆”。

　　在这背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争夺作为中国边疆史一部分的高句丽史。

　　从西汉到唐代，高句丽，这绵延七百年的中国边疆民族政权，其政治中心有四百多年扎根于中国境内。后来虽曾迁都平壤，但长期接受中原册封、使用汉字、融入中华民族，其作为中国古代东北民族政权的定位，无可争议。

　　在历史上，中原王朝始终以“边疆史”的范式，客观系统地记述高句丽；而高句丽自身，受限于其边疆属性，留下的也多是零散、内向的自我叙事。

　　然而，自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与朝鲜王朝开始，出于现实政治需要，高句丽历史被有意识地重构，以“王朝史”的叙事纳入其国史体系。

　　唯有厘清这一被层层改写的历史轨迹，才能彻底辨明谬误，还原高句丽作为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权的历史本相。

　　欲破谬误，先立正听。什么才是真实的高句丽？答案就在中国的正史里。

　　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记载，好比一份客观严谨的“人事档案”，系统记录了它的地理位置、风俗制度，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往来。这种记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治理边疆，而非为其歌功颂德，因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陈寿在《三国志·高句丽传》中奠定了基础。他创造的“概述”与“时事”二元结构，为这个边疆政权建立了一份完整的身份档案。

　　“概述”部分，如同一幅详尽的静态地图，系统勾勒出高句丽的疆域、官制、族源与风俗，为我们描绘了其社会的基本面貌。而“时事”部分，则像一部连续的编年史纪录片，忠实记录了它与中原王朝每一次的遣使、朝贡与战和。

　　这一静一动，不仅塑造了一个立体的高句丽，更在每一次互动中，动态锚定了它作为中华天下秩序内边疆政权的历史坐标。

　　首先是“沿袭优化型”，以《后汉书》《梁书》等为代表。它们在陈寿奠定的框架内，对内容进行归纳整合，如同为一份档案编制更清晰的目录，大大增强了知识的系统性与可读性。

　　其次是“史料增补型”，以《魏书》《周书》等为代表。它们的拥有独立的、一手的信息来源。例如《魏书》明确记载，其部分内容源自北魏使者李敖亲赴平壤的实地考察。正因如此，它才能首次详载高句丽“自言”的朱蒙(生于西汉玄菟郡高句骊县，今辽宁新宾县，高句丽政权创立者)传说与早期王系。

　　这充分证明，中原史家始终在拓展认知手段，其“实事求是”的史学精神，确保了记录的客观与鲜活。

　　最后是“断代专记型”，如《宋书》《南齐书》，它们只记录高句丽与南朝交往的时事，略去基本概况。这恰恰反证了中原王朝前期构建的高句丽基础知识体系已足够权威，成为后世公认的可靠背景。

　　纵观这一历程，中原正史的书写始终恪守着三大核心原则：实录精神，依据使者报告、官方档案等一手史料；隶属原则，基于历史行政建置，客观陈述其边疆政权地位；德化理想，将其视为中华文明教化所及的典范。这三大原则，共同铸就了高句丽作为中国边疆民族政权的历史定论。

　　要戳破将高句丽直接等于朝鲜半岛古代王朝的谬误，关键切入点，便在于高句丽人自己留下了怎样的历史记录。结论令人惊讶：其自身叙事充满了神话光环与英雄史诗，更像一部为王权服务的“宣传稿”，而非客观信史。

　　汉字，是破解高句丽身份的第一密码。而其直接的物证，便是矗立于中国吉林的好太王碑。此碑由高句丽长寿王下令营建，用以追述其父好太王的丰功伟业，通篇以汉字书写，是其留给世界最原始、也最确凿的自述档案。

　　碑文核心内容多是歌颂始祖朱蒙降世的神异、王族世系的高贵，以及其父的赫赫战功。碑文热衷于描绘“神选之王”，却对疆域内的社会百态、经济制度和日常治理极少谈到——这种“选择性失明”，暴露了其史学的原始与局限，与中原正史传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更关键的一点在于，高句丽在其官方叙事中，极力将自己包装成古老“夫余(也称扶余)王国”的继承者。碑文开篇即称“出自北夫余”。高句丽创建人为夫余贵族朱蒙，但是高句丽政权却与夫余政权没有继承关系。事实上根据《后汉书》记载：扶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可见夫余政权在一定时间内是与高句丽并存于世的。

　　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借助那个被中原王朝所熟知、文明程度更高的“夫余”招牌，来为自己新兴的王权镀金，谋求区域内的正统地位，并安抚统治下的夫余遗民。

　　简而言之，高句丽自己的历史，是一部神化王权、服务于当下政治的“英雄神话”。它非但不能证明其是一个独立的半岛王朝体系，反而从侧面印证了它作为东北边疆政权，在文明与史学上的发展阶段，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套客观、系统的“王朝史”叙事。

　　要彻底驳斥将高句丽“半岛化”的错误史观，就必须揪出其根源：一场始于王氏高丽、完成于李氏朝鲜的、系统性的历史话语争夺。

　　其中王氏高丽是指公元918年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而李氏朝鲜则是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而建国。

　　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王朝所统一，绝大部分高句丽人也融入了中华民族。此后两百多年后才建立的王氏高丽与继起的李氏朝鲜，与高句丽政权没有承继关系，其境内民族也主要是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人。

　　但二者却不约而同地，将原本属于中国“边疆史”叙事的高句丽，硬生生改造为朝鲜半岛“王朝史”谱系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

　　这场闹剧的奠基者是高丽王朝的金富轼。他所编修的《三国史记》，表面仿效中国正史体例，内核却进行了根本性偷换——他为高句丽设立《本纪》，将其与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并列，凭空构建起一个“海东三国”。然而，由于高句丽自身史料极度匮乏，其记述远较新罗简略，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此后，高丽僧人一然在《三国遗事》中引入虚无缥缈的“檀君”神话作为共同始祖。到了李氏朝鲜，最终定型为一条从“檀君—箕子—卫满—三韩—三国……”的王朝谱系。

　　这条线索的根本谬误在于为了制造连续性，不惜将性质不同、归属各异的政权(尤其是源自中国边疆的高句丽)与半岛南部的三韩政权混为一谈。

　　即便后来注重考据的李朝实学派，其工作也仅限于在这一重构好的“王朝史”大框架内进行局部修补，从未挑战其根本。

　　这场持续数百年的历史重构，根本动力是现实政治：随着其疆域覆盖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旧壤，就必须在历史叙事上，将这片土地“自古”纳入自身王朝体系，以此为其统治合法性辩护。

　　对高句丽史观的拨乱反正，最终必须穿越重重话语的迷雾，回归历史的真实现场。

　　中原王朝的“边疆史”书写，以其开创最早、记录最直接、体系最完备，构成了最接近历史原貌的原始底稿。高句丽自身的叙事，是其作为中华边疆政权在特定发展阶段的表达；而后世半岛的“王朝史”重构，则是一场后起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系统性改写历史工程。从学理上看，后者对前者的取代，本质上是一个将“边疆”矮化为“异域”、将“地方”升格为“国家”、将“从属”扭曲为“对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