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慕尼黑大学副校长、汉学研究所所长叶翰(Hans van Ess)教授长期致力于儒家、道家思想及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他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未来汉学研究应将传统与当代结合，避免偏废。

　　叶翰指出，中西方史学传统虽形式不同，却共享“以史为鉴”精神。在他看来，汉学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毋庸置疑，中西方需要通过更多交流，打破误解、增进理解。

　　中新社记者：您是如何与中文结缘的？为什么选择汉学作为研究方向？

　　叶翰：我的父亲是一位研究阿拉伯神学和哲学的学者，因此我孩童时在黎巴嫩生活过。母亲则在土耳其长大，我跟她学过一些土耳其语。可以说，在我的家庭环境中，接触“不同世界”的文化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高中快毕业时，我上过一门中国历史课程，主要涉及现代史。我觉得课程非常有意思。高中毕业后，我去做社会服务。在此期间，我常参加图宾根大学汉学系的研讨会，在那里学了一点中文。我被汉字深深吸引，汉字数量的庞大也让我震撼。当时我甚至认为，这辈子根本不可能学完，而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后来我到汉堡上大学，因为那里的中文学习资源更丰富。在那里，我第一次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多彩，并发现这些文学在当代中国语言中依然生机勃勃。许多词汇和成语都源自古典文学，这让我着迷。正因如此，我决定将汉学作为自己一生的研究课题。

　　中新社记者：在您的研究中，儒家、道家以及中国史学传统分别体现出怎样的思想特色？将其与德国或欧洲史学、哲学传统相比，您认为存在哪些相似与不同？

　　叶翰：汉代《盐铁论》说孔子“能方不能圆”。我觉得这句话贴切地说明了儒家和道家的差别。儒家强调原则，强调做人要有棱角，德语里也说“有棱角的人”，指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轻易妥协的人。而道家则强调顺应时代、懂得变通，这样往往能更好应对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两种思想的结合：内在坚守原则，外在灵活应变。这种儒道并存的精神，构成了中国人重要的生存智慧。

　　中国的历史文学强调传记性，往往通过某个历史人物的具体经历来阐释原则；欧洲历史文学则更习惯连贯叙事，有开头、有结尾。中国也有连贯叙事，但“以例示道”更常见。

　　不过，中欧历史文学的目的其实很相近。在中国有“古为今用”的说法，在欧洲则有拉丁语格言“Historia magistra　vitae”——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读历史不仅为了解过去，更是为从中汲取经验，指导当下。

　　所以，我认为中欧史学传统在动机上接近，只是形式不同：中国更重视传记和案例，欧洲更注重连贯叙事。这种动机相似、形式不同的对照，正是中欧史学传统比较中最有意思的地方。

　　中新社记者：您去年完成了《论语》的德文翻译。和之前译本相比，您的翻译有何独特之处？若要用简短表述向欧洲公众介绍《论语》或儒家思想，您会怎么说？

　　叶翰：我在翻译《论语》时，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特别重视相关文献的比较。我不仅翻译《论语》本身，还参考了汉代其他包含孔子语录的典籍，以提供语境。因为很多时候，只有结合这些平行文献，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孔子的话，它们往往揭示出当时的对话场景或历史背景。

　　我读过的译本，大多试图根据后来的解释，塑造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孔子。而我更想探问，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在《论语》被整理成书时，情况是怎样的。

　　在我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原则。这一思想在康德哲学中也有体现。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与体恤，反对纯粹的自我中心。儒家思想主张的“仁、义、礼”，都强调人类行为的互惠性。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你做了什么，终会回到你身上。行恶得恶，行善得善。我认为，这就是儒家思想的精髓。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欧洲汉学研究的价值与挑战？未来，您期待汉学研究朝什么方向发展？

　　叶翰：我认为，汉学价值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毋庸置疑。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仍然不足，在德国应加强汉学教学。

　　汉学是一门传统学科，但始终与中国现实紧密相连。20世纪上半叶，随着汉学研究兴盛，人们开展了大量面向传统中国的研究，但始终将传统中国置于现实中国的语境来理解。二战后，传统汉学研究长期延续，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却没那么深入。如今，政界要求我们汉学家更多关注当代，这当然非常重要，但问题是汉学界常“矫枉过正”。如今在德国，许多汉学专业的学生几乎只关注当代政治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但如果不了解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国度，就无法真正理解其政治和经济。要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理解其文化。

　　因此，汉学未来发展，必须将传统与当代统一，在同一研究机构中并重推进，避免偏废。

　　中新社记者：您长期推动东西方学术和文化交流。您认为中西方交流的核心意义是什么？中西方年轻学者如何才能更好地在跨文化环境中研究和交流？

　　叶翰：我认为，中西方交流的核心意义在于消除误解，促进理解。全球化时代，中西方之间仍存在许多误解，而这些误解往往引发冲突。根源在于，人们缺乏渠道了解对方国家真实的情况，于是常形成完全错误的印象。这种情况在中国和德国都存在，在德国更为严重。因为来德国的中国人更多，他们把信息带回国的机会也更多。

　　我们需要让两国年轻人接受教育来改善这种情况。德国要鼓励更多年轻人去中国，亲身体验观察，并且和中国学生一起在大学学习，从而做到真正理解。

　　中西方年轻学者有必要开展更多联合研讨会，共同研究课题。由中欧双方共同策划、共同举办的学术项目，目前严重缺乏。在我看来，这种合作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未来必须推动的方向。(完)

　　叶翰(Hans van Ess)，德国慕尼黑大学副校长、汉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斯·韦伯基金会前主席。曾于1986年至198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做研究员，随后在德国汉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出版过多本关于道家、儒家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和历史学的著作，同时服务于多个学术出版物的编辑委员会。主要著作有：《内部与外部：早期史学作品<史记>的研究方法》(Views from Within; Views from Beyond. Approaches to the Shiji as an Early Work of Historiography)，《<报任安书>：司马迁的遗产》(The Letter To Ren An. Sima Qian’s Legac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