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尔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深刻感受并迅速回应着世界变局，其敏感性曾令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撰写近千页专著呈现其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当下的世界动荡变革期，为加强中国与巴尔干国家的友好关系，在该地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我们应高度重视并努力做好巴尔干研究，在借鉴和反思西方和巴尔干国家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构相关知识体系，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巴尔干研究话语体系。

　　考察西方的巴尔干研究话语需追溯至19世纪下半叶“东方问题”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博弈，西方国家自此开始推动对巴尔干进行系统研究。奥匈帝国向“欧洲土耳其”即巴尔干的扩张野心，直接催生了本国的斯拉夫研究和巴尔干研究。英国为了平衡大国争夺、确保自身近东利益，开启了包含巴尔干地区在内的“近东”研究。德国出于拓展帝国经济空间，将毗邻的巴尔干纳入“中欧”愿景，并倾向使用指代巴尔干的“东南欧”概念，其东南欧研究在两次大战期间达到顶峰。美国大规模展开巴尔干研究，也离不开地缘政治的驱动。二战后的美国为了赢得冷战，在全面铺开区域研究的背景下，将巴尔干国家纳入苏联东欧的研究范畴，建立了多个苏联东欧研究机构，巴尔干研究乘势而起。

　　西方的巴尔干研究因其带有帝国争夺的初始动机，通常强调巴尔干相对西方文明世界的异质性，以此支撑西方作为“拯救者”的政治意图。凭借《欧洲危险地带：近东的变化和问题》成为20世纪初巴尔干问题专家的英国记者亨利·查尔斯·伍兹断言，“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可能永远是起义或屠杀的地点”，提醒大国开展谨慎外交；20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罗伯特·W.塞顿·沃森警惕巴尔干的“东方”民族主义，认为“泛塞尔维亚思想的胜利将意味着东方对西方文化的胜利”，主张将巴尔干纳入新的中欧和东欧愿景。

　　可见，迎合西方政治议程叙事下的巴尔干被污名化。受“东方主义”启发，美国巴尔干研究学者玛丽亚·托多洛娃将这种充满偏见和僵化形象的话语称之为“巴尔干主义”。在这种话语下，巴尔干因被“东方化”，成为经济落后、社会不稳定、暴力滋生、充满古老仇恨的半文明、半发达地区，被视为欧洲内部的“他者”，是“内部外人”，而其未来在于“欧洲化”。虽然巴尔干主义话语的存在被普遍意识到，但是为了回应欧扩等现实需求，许多西方学者在巴尔干研究中依然强化这种刻板印象。例如，2007年2月《经济学人》发表题为《战斗与抢劫》的文章，断定“战斗和抢劫是历史必然，他们(指黑山人)的父辈、祖父辈和曾祖父辈都曾这样做，而他们的儿子们在未来也会再次如此行事”。因此，只要巴尔干地区被认为存在与西欧不同的异质性特征，巴尔干主义话语便不会轻易消失。

　　与西方对巴尔干的理解充满偏见话语相区别的是，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等巴尔干国家学者证实这里存在一个高度复杂、堪称典范的区域文化互动结构，试图构建“超越巴尔干主义”的话语。20世纪初享有国际声誉的保加利亚学者伊万·D.希什马诺夫通过比较巴尔干地区各民族的诗歌《死去的兄弟》，发现邻国之间民俗文化交流互鉴尤为突出；同时代的塞尔维亚学者约万·茨维伊奇强调持续移民引发的“转移运动”，有效扭转了斯拉夫各民族的分离趋势；罗马尼亚东南欧研究所的创立者、历史学家尼古拉·约尔加认为，东南欧存在罗马古典文化等共同元素和东正教等共同遗产；当代希腊政治历史学家帕斯卡利斯·M.基特罗米利德斯力证东正教构成了巴尔干人心态和身份的基础。虽然各学科学者探索的视角不同，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巴尔干语言、民俗、宗教、史诗之间互相借鉴，存在“巴尔干人”，有共同的心态、相似的生活方式和发展节奏。而其融汇为特色整体，恰恰得益于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蕴含的“东方”底色。

　　这些学术话语的产生也掺杂着现实利益考量。希什马诺夫对民族志的研究，支持保加利亚政府在马其顿问题上的各种立场；约尔加通过强调共同的罗马和东正教遗产突出罗马尼亚人作为拜占庭传统真正传播者的地位；茨维伊奇及其团队积极参与了一战后南斯拉夫的创建和东南欧领土问题的解决；基特罗米利德斯则突出希腊东正教和民族解放斗争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

　　对于巴尔干本土学者的叙事尝试和探索，保加利亚当代思想史学者戴安娜·米什科娃将其描述为一种“超越巴尔干主义”的区域构建。在此话语下，“巴尔干”一词非西方学者眼中那样充满消极特征，而是一个积极的概念，代表着交流、借鉴、融合，引领当地学者对集体身份认同和地方叙事展开讨论。相比西欧，巴尔干民族国家建构进程较晚，巴尔干本土学者试图通过“超越巴尔干主义”话语强化民族认同，突出本民族在区域史、本地区在世界史上的典范价值，以此纠正西方对巴尔干的认知偏见。

　　上述两种不同的巴尔干研究话语，反映了巴尔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双重地位。一方面，巴尔干作为关键性战略节点，是不同国际势力和不同文化的“分界区”；另一方面，作为交流、互动的动态空间，它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大熔炉”。西方国家在意的恰是前者，他们研究巴尔干的成果多“井喷”于地缘政治争夺激烈的时期。巴尔干地区自身重视的却是后者，因后者突出主体性，强调其以积极的方式应对多元文明的相遇。

　　中国的巴尔干研究同样需要把握巴尔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但是出发点却与西方和巴尔干本土不同。巴尔干因其处于欧亚非十字路口的独特位置、历史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和地缘战略竞争的关键地位，属于世界动荡变革的前沿承受地带，其如何回应世界深刻影响欧亚大陆乃至国际关系格局，它曾因希腊文明创造“第一个欧洲”，也曾因奥斯曼帝国统治化身“近东”。客观认识这个“中间地带”并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推动长久稳定的合作共赢是该领域研究的学术使命。因此，中国特色的巴尔干研究，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内部他者”论，也区别于巴尔干本土视角下的“典范地带”观。笔者认为，中国的巴尔干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巴尔干是分界屏障，更是互动桥梁。巴尔干是东西罗马帝国、天主教与东正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奥斯曼与奥匈帝国、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界，但它历史上一直发挥着连接东西方的纽带作用，具备融合多元文明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基因，持续推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60年代在巴尔干设立“东西方文化价值互鉴”项目的最大缘由。

　　第二，巴尔干有文化冲突，更有和谐共生。希腊、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奥匈的统治，致使当地种族、宗教及语言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历史上不乏文化冲突，但多元文化之间影响深刻，在更多的时间和空间里做到了和平共处。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堪德培的后裔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奥赫里德的圣克莱门特东正教修道院在奥斯曼统治时期继续运作；爱琴海沿岸城市萨塞洛尼基在宣礼塔、罗马遗迹以及拜占庭建筑的环绕中历经五百年的繁荣发展，上述种种皆为明证。

　　第三，巴尔干有地缘博弈，更有合作共赢。身处敏感地带的巴尔干不断见证和卷入大国博弈，如近代历史上奥匈帝国和俄国对巴尔干的争夺，一战时期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阵营对“火药桶”的刺激，现实中欧盟、美国设法推进巴尔干国家加盟入约，俄罗斯全力遏制这一进程。然而更应该看到，中国欣赏巴尔干跨越时代的包容精神和文明互鉴价值传承，与多个国家开展合作，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往来、环境保护、农业发展、数字智能化等领域持续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简言之，构建中国特色的巴尔干研究话语体系，需要正视和把握巴尔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区别于西方的“巴尔干主义”和本土的“超越巴尔干主义”话语，强调在差异中共存、在分裂中联合、在合作中共赢的中国视角、中国见解，引领中国-巴尔干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巴尔干实现连接中欧、连接东西方的使命，最终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