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罗马社会，女孩获得合法身份始于父权的确认。依照传统，新生儿降生后会被置于地上，只有父亲将婴儿抱起，才意味着她被正式接纳为家庭的合法成员。这一动作不仅象征着婴儿自此受父权管辖，也代表了家庭对她作出抚养的承诺。然而，并非所有女婴都能获得家庭的接纳，父亲拥有决定是否抚养新生儿的绝对权力。

　　罗马人对“童年”的理解，建立在一套由法律规范、社会传统和家庭期望共同塑造的人生阶段划分体系之上。在罗马法中，从出生到七岁之间的阶段被划定为“幼儿期”，此阶段的婴幼儿在法律上无责任能力，不必对损害行为负责；七岁之后进入“孩童期”，法律认为其具备一定的辨识能力，须为特定行为承担责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女孩的童年比男孩更短暂。罗马法律规定，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为12岁，男孩为14岁。考古发现的墓葬铭文显示，不少贵族女孩在12至14岁之间便已完婚。男孩通常在13至18岁之间举行成人礼，此后正式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女孩的“成年礼”则是她的婚礼。结婚以后，女孩的人生重心从父亲的家庭转至丈夫的家庭，身份从女儿转变为妻子与母亲。这种生命轨迹的差异决定了罗马男孩和女孩在童年时期被赋予的期许截然不同，男孩以成长为能够承担公共责任、服务国家的合格公民为目标，女孩则要学习作为妻子与母亲所需的技能与德行。

　　罗马女孩的成长由家中多位抚养者共同负责。在这些抚养者中，母亲的作用最为关键。她肩负着塑造女儿品行的重要责任，通过言传身教，将社会对理想女性的期许传递给女儿。一位合格的罗马母亲需向女儿传授家政管理的知识，培养女儿端庄、虔诚、寡言等受社会推崇的女性美德。在上层家庭中，母亲多扮演监督与引导的角色，日常的养育照护常由家中奴隶或被释女奴承担。奶妈一职尤为重要。她不仅为女婴提供乳汁，更是其早期成长阶段最亲密的陪伴者和语言启蒙者。公元2世纪的医学家索拉努斯建议谨慎选择奶妈，不仅要看其乳汁质量，还要考察其品格和谈吐，因为罗马人相信孩子会通过乳汁吸收奶妈的品性与德行。

　　富裕家庭还会指派专门的家庭教仆负责孩子的日常教导。他们需要确保孩子的言行举止得体，包括步态、坐姿、着装和餐桌礼仪等。对于女孩而言，教仆还需承担监督与保护之责，防止她们与外人不当接触，以维护其贞洁声誉。父亲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看似缺席，实则是决定女儿人生的最高权威——他不仅决定着对女儿的养育和教育投入，更掌控着其最终的婚姻归宿。父亲的期许是塑造女儿未来的无形力量。

　　受罗马社会性别结构的影响，女孩的成长路径被严格地导向婚姻与家庭。教育作为其中一环，本质上是通过知识、德行与行为规范的训练，使女孩在生命的早期阶段便开始为成为合格的妻子和母亲做准备。

　　家庭是大多数女孩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罗马女孩，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女孩，出于对贞洁名誉的保护，通常不参加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在家中接受私人教导。她们通常需要接受基础的读写与算术教育，以便未来能担负起管理奴隶、记录账目等家政职责。权贵家庭的女孩还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文学教育。庞培的女儿庞培娅便在家中由家庭教师指导念诵《荷马史诗》。诗人马提亚尔认为，史诗和悲剧诗歌是培养女孩得体行为的有益文学体裁。小普林尼盛赞妻子卡尔普尼娅，称其不仅兼具聪慧、节俭与纯洁的品性，还时常研读他的作品直至背诵，甚至为他的诗作谱曲吟唱，反映出理想贵族女性所具有的文化修养。此类教育使贵族妇女能够更好地维护家族荣誉，担负起教育子女的重任，但其目的并非培养女性的独立人格与思辨能力。

　　罗马女孩的技能训练往往还承载着道德内涵。例如，纺织羊毛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家务技能，也是罗马女性贞洁、勤勉的象征。李维笔下的卢克雷提娅是罗马社会推崇的理想女性典范——当国王的儿子与其他贵族青年从军营返回罗马，想要检验各自妻子的德行时，发现其他贵族女性正在宴会上寻欢作乐，唯有卢克雷提娅深夜仍在灯下纺织羊毛。据古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奥古斯都要求女儿尤利娅和孙女们学习纺纱织布，他本人常穿的衣物也多由其姐姐、妻子、女儿和孙女亲手缝制，以此为全体罗马妇女树立榜样。可见，纺织与女性美德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了对女童的直接教导外，罗马家庭与社会还将性别角色意识嵌入日常生活中，以实现教化之效。考古发现大量专为女孩制作的玩偶，多由象牙、兽骨、木头和陶土制成。这些玩偶往往有着成年女性的体态和时下流行的复杂发式，部分制作精良的玩偶甚至四肢关节皆可活动。女孩们通过为玩偶梳妆、更衣、布置居所等游戏，模仿和演练未来作为家庭女主人的角色。这些玩偶既是女孩童年时期的伙伴，也是她们预演成年角色的工具，作为物质媒介传递了社会对女性的期许。少女克雷佩雷娅·特里费娜未婚而亡，她的墓中不仅有制作精美的象牙玩偶，还有黄金首饰、象牙梳、小银镜、纺锤和纺杆等随葬品，象征着她未能实现的成年女性身份。在出嫁前夕，女孩会将自己的玩偶和童年衣物供奉在家宅守护神拉瑞斯或维纳斯等女神的祭坛前。这一仪式象征着对童年的正式告别，宣告女孩已准备好承担起婚姻与家庭的责任。

　　成年还意味着服饰的变化。童年时期，自由民出身的女孩与男孩一样穿着带有紫色镶边的托加。男孩成年时，会换上象征公民身份的白色托加，标志着他从此正式进入公共政治生活。女孩在婚礼前夕会脱下童年的托加，并将其献给神灵。婚后换上已婚妇女的专属服饰斯托拉，象征已婚身份和端庄德行，服饰转变与婚姻状态紧密相连。

　　需要指出的是，罗马人的“童年”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相较于出身精英阶层的女孩，绝大多数贫民以及奴隶阶层的女孩早早便需承担劳动。贫穷家庭的自由民女孩或许能获得最基础的读写知识，但其童年更多被劳动占据。而对于奴隶出身的女孩而言，“童年”在法律与社会意义上几乎不存在。她们从降生起便被视为主人的财产，一旦具备基本劳动能力，便会被投入到各种劳动中。她们不仅要承受超负荷的劳动，更时刻面临被转卖、与家人分离的风险等。由此可见，“童年”并非普遍的生命阶段，只有出身自由民家庭，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女孩，才真正拥有被保护、受教育的童年。

　　古罗马女孩的童年，是一个被家庭权力、社会期许与阶层现实共同塑造的、高度目的化的生命阶段。从父权下的身份确认，到以婚姻为导向的教育，再到通过玩偶和服饰渗透的性别角色内化，女孩的人生轨迹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于家庭领域。这一过程背后折射出古罗马社会在维系性别秩序、等级结构与家国关系等方面的深层逻辑。

　　首先，对女孩童年的性别规训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植入女孩生命的早期阶段。通过不断重复的日常行为实践，女孩将社会赋予的性别角色内化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种规训还以美德之名赋予被规训者道德认同感与个体价值感，使性别限制更易被接受，从而进一步稳固既有的性别权力关系。

　　其次，女孩的童年教育服务于罗马社会的等级秩序。在父权制社会中，女孩接受教育的价值往往通过婚姻与母职体现。精英家庭对女孩的培养不以个体发展为目的，而是借助她们维系家族声望与社会地位。精英阶层的女孩通过习得特定的文化知识与行为规范，与底层女童形成明显区隔；她们日后作为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又确保了阶层边界在下一代中得以延续。

　　最后，罗马社会将家庭视为国家的基石，这一观念使女性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国家通过强化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将社会治理的部分职责转移至家庭。女性在其中既是被监护的对象，也是协助管理家庭事务的助手，对女孩的培养正是为了使其能够胜任这一角色。女性通过承担起维持家庭秩序、传承道德风尚和养育合格后代的重任，为罗马国家的稳定提供保障。

　　由此观之，古罗马女孩的童年世界不仅展现了性别对儿童成长的深远影响，也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的性别规训模式、阶层代际延续机制与国家治理逻辑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童年并非自然或普遍存在的生命阶段，而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与权力关系共同构建的产物；它既被亲情与照料所温暖，又被各种期许和规训所包围。在当代社会，警惕教育实践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尊重儿童权利与个体价值，也仍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